我奶奶是在19世纪30年代随我爷爷辗转陕北时，于1936年在米脂县生下了我的小姑妈，取名叫米秀。我爷爷当年在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麾下、驻榆林第二十二军左协中将军军中搞军需工作，抗日战争结束退出军界，回到西安经商，解放后因公私合营回了老家。
听家里人说我的米秀姑妈，生性泼辣、能干，解放初农村搞土改运动，十几岁的她就是积极分子。有一次和我奶奶赶着马车去收割麦子，车翻了差点被压死。后来爷爷送她到西安上会计学校，毕业后于1955年奔赴新疆，和在建设兵团工作的姑父完婚，这是一桩父母包办的婚姻，我爷爷当年与他的战友指腹为婚。从此姑妈就成了一名军垦战士，屯垦戍边保卫祖国。她主要在兵团下面的农场当会计，先是在乌鲁木齐，后来又到了石河子，直到1969年在石河子第二人民医院病逝，年仅三十三岁。她去世时留下了三个女儿，老大十二岁、老二七岁、老三四岁，在她死后不到半年，她丈夫就再娶了，三年后即1972年，全家转业回到了内地。从此姑妈就孤零零地一个人被撇在了遥远的新疆。
姑妈去世时娘家竟没有人去送她。也许生活的过分艰辛与贫穷让人对亲情麻木，也许路途遥远筹措不到路费，人世沧桑，我已经无法探究到根源，但发自内心地内疚、揪心。听妈妈说我只见过姑妈一次，当时我才一岁。那是在1965年，她回老家生小女儿时，当时回一趟西安可真不容易，坐着闷罐火车得半个月才能到家。我对姑妈的感官印象就来源于她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半身黑白照，她皮肤白净、双眼皮、留着两条大辫子、戴一副眼镜、穿着当时流行的黑色平绒列宁装，看上去非常文静、有气质;另一张是和她的三个女儿在乌鲁木齐照的，还是两条长辫子，但刘海已经烫了卷，穿着一件彩色的大格子衣服，很精神，显得成熟、洋气，这两张照片上的姑妈，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不落伍，典型的漂亮女知识分子形象。
听奶奶说姑妈非常顾家，六十年代初家乡闹饥荒，多亏姑妈寄来钱、粮票，不断地接济，才使一家十几口人度过了难关。就连我爸娶我妈的彩礼钱、我妈做嫁衣用的缎面料子，也是我姑妈从新疆寄的。我上高中时，我爸送给我两本很厚的红色缎面日记本，说是姑妈当年给的，他没舍得用。
记得1972年，姑妈去世三周年的祭日，奶奶用彩色的油光纸给女儿糊一年四季的衣服，三身棉的、三身单的、还有三身夹层的，鞋子、袜子、裤腰带，被子、褥子……一应俱全。我当时少不更事，看见那么多彩色的纸糊衣服，觉得新鲜、好玩，跟在奶奶后边跑前跑后，用下脚料糊了一个小书包让姑妈背着上学，我的幼稚逗得奶奶一笑。糊完晾干后折好，奶奶找了一个瓦盆，和我一起一件一件地烧，边烧边说:“米娃，这是给你的棉袄、衬衣、裤子、鞋子……还有纸钱，在那边别冻着、饿着……”烧完后奶奶搬个小凳坐在院子的墙角放声大哭，我永远都忘不了奶奶那种撕心裂肺般的恸哭，是从骨子里渗出来的绝望与伤心，是一种刺入骨髓的痛。我也跟着流了好多眼泪，那只是本能地被感动。
也许是血缘关系、或者是亲情使然，年龄的增加使我对姑妈的思念越来越浓，简直成了我的一个永远的心结。多少年来我所知道的她的点点滴滴，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一想起来就隐隐作痛，这种痛没有被时间磨蚀。今天把它写出来是为了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曾经一心一意照顾家人的亲人，思念是一种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