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振声眼中，貂蝉就是临洮人。他说，身后不远处的山上，就有一个貂蝉洞
4月28日，甘肃临洮对外宣布，已成功注册了“貂蝉”、“貂蝉故里”等78个商标。至此，在这场涉及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四地的貂蝉故里之争暂告一段落。近年来，名人故里之争热度不减。然而，比起争夺时的摇旗呐喊，真正把故里经济做大做强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就在于大多更愿意搞远景规划，搞大手笔投资，却不愿脚踏实地地深耕细作。
2011年4月28日，一直坚称自己才是“貂蝉故里”的甘肃临洮正式向外界宣布，已成功注册了“貂蝉”、“貂蝉故里”等78个商标。
“有了商标，对我们发展旅游经济、提升本地知名度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地政府看来，尽管注册是在国家工商总局，而并非史学考证，但商标的获得本身就是“一箭双雕”：既向外界宣布了这位绝世佳人的故里在何处，也棋先一招，拿到了市场经济的主动权。
那么，作为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是如何花落临洮的呢？成为“貂蝉”和“貂蝉故里”品牌的代言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貂蝉活在民间传说里
临洮，位于兰州西南。当地人称，自古至今，洮河从未被污染过，是清幽幽的洮河水养育出了美女貂蝉。如今，在这个西部小县城，不管是出租车司机还是小商小贩，只要问起貂蝉，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有貂蝉此人呢？
按《三国演义》记录，最先发现貂蝉美貌的是王允。王允是东汉末年的大司徒，在一次家宴中，无意中发现了婢女貂蝉的美貌。为了杀掉代相国董卓，他先是收貂蝉为义女许给董的爱将吕布，接着却又送给董卓，以至于吕貂私通，最终将董卓除掉。
在民间，至今还有“吕布遇貂蝉——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歇后语，可是，貂蝉如此美丽，又作出了巨大牺牲，正史中却没有只言片语述及她的姓名身世、经历命运。
正史中虽然不载，但在民间传说里，貂蝉却鲜亮地活着。如今的山西忻州、陕西米脂、甘肃临洮都流传有貂蝉的故事。忻州人自古流传着一句俗语，即“忻州无好女，定襄无好男”，意即貂蝉是忻州人，吕布是定襄人，作为绝世美女和盖世英雄，二人身上凝聚了两地的山川灵气，因而他们死后，两地再不出美女、英雄；在米脂，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的说法，意思是说，貂蝉乃米脂人，吕布为绥德汉。但查阅两地县志发现，关于貂蝉姓甚名谁，几乎没有记载。而定襄最早的县志（明万历年间）“流寓”一节，对吕布则明确说：“吕布，九原人，寄居东霍村，以骁武为并州骑都尉。”九原在今包头西北，显然不是定襄人，更不是绥德人。同样，貂蝉在临洮县志（狄道府志）也见不到任何活动的记录。
县志不载，并不能说貂蝉就不存在。《三国志 魏书七》中有，“（卓）使布守中閤，布与卓侍婢私通，事发觉，心不自安。”元代《锦云堂连环计》一剧称“貂蝉，临洮人，姓任，名红昌”。
临洮流传的貂蝉故事
尽管史上有无貂蝉此人还不确定，但临洮人认为，貂蝉就是他们的“老乡”。
多年来一直研究貂蝉的学者、兰州大学教授赵建新认为，尽管历史上有无貂蝉其人尚无定论，但从四大美女看，西施、王昭君、杨贵妃都是真人，因此貂蝉也不会是子虚乌有的人物。
临洮县下集镇中川村井任家社63岁的任振中说，他小时候也听一个远近闻名的士绅任子贤说过，美女貂蝉是任家人，这个家谱上有记载。可是，这部极有价值的家谱，任振中称已毁于文革时期的1968年。
现年75岁的临洮县寺洼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保强也认为，东汉末年的貂蝉就出生在井任家社。貂蝉出生时，由于正是战乱频繁的年代，因此她才逃跑、躲藏，最后流落到王允家。
据当地流传：当年貂蝉从井任家社的家里逃出后，先是躲藏在貂崖沟的貂蝉洞里。一天上午，一个来貂崖沟打柴的农夫无意间被一束亮光闪了一下，结果就发现了正在洞口梳妆、照镜子的貂蝉。见到貂蝉后，他非常震惊于貂蝉的美貌，但貂蝉告诉他，自己是躲到此处来的，让他出去了千万不能告诉别人，樵夫当时答应了，但回家没多久就说漏了嘴，于是大家纷纷跑到貂蝉洞去看，哪知貂蝉已离洞而去了。
貂崖沟在以前的潘家集乡，从井任家社到潘家集，有大约15公里路。72岁的张振声老人正在烈日下放羊，他指着半山腰上一个朝东开的洞口说：“那就是貂蝉洞。”他回忆说，在其12岁的时候，山上树多，曾和其他小伙伴爬进去过一次，当时洞中有梳妆台、石桌、石床，后来年纪大了，树也没了，就再没能上去过。
据老人讲，貂蝉洞洞口约三米高，近三米宽，穿过此洞，可来到与临洮一山之隔的康乐县（原属临洮）胭脂川。对于广为流传的那个故事，他认为洞口朝东，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镜子上反射的光是很容易照在对面山崖上，因此传说有一定依据；他还领记者来到洞下二百多米的一处水池，称是貂蝉池——“我小时候听老辈人说，当樵夫带人来看貂蝉时，貂蝉正在水池边梳头，一匹马立在松下，见有人来，她便骑上马钻进洞里走了。”
历史考证和商标注册是两回事
“正是民间有大量的传说，我们也都认为临洮是貂蝉的故里，所以就进行了貂蝉和貂蝉故里的商标申请。”临洮县旅游局局长马文斌告诉记者，2002年该县才成立了旅游局；2007年，面对民间盛行的貂蝉传说，县上才考虑到要在这上面做做文章。
为了使商标的文化价值得以凸显，临洮2007年开始筹拍名为《貂蝉故里话貂蝉》的电视纪录片，还组织相关人员在编纂《临洮人物》系列丛书中，将貂蝉正式收录为了“临洮人物”。
2008年，当地开始根据资料记载和民
间传说，认真分析研究貂蝉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公众熟知度和影响力，以及将“貂蝉”、“貂蝉故里”作为商标注册的作用和效果进行评估后，才正式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提出了两个名称的商标申请。
关于外界认为临洮抢做“貂蝉故里”的质疑，临洮县外宣办主任漆勇说：“并非是临洮硬要跟谁去抢做‘貂蝉故里’，关键貂蝉就是本地人；老百姓一代代传了上千年，政府申请‘貂蝉’和‘貂蝉故里’商标，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马文斌说，尽管在貂蝉故里上，甘肃康乐、陕西米脂、山西忻州都有自己的说法，但经过国家工商总局派专家实地考察，最终还是顺利注册了“貂蝉”41个类别、“貂蝉故里”37个类别，共78个类别的商标。“有些人对我们的商标注册说这样或那样的话，我认为，历史学意义上的貂蝉故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完全可由历史专家来考证，我们申请商标是经济行为，这两件事从本质上说是两回事。”
临洮进入貂蝉旅游时代
对于商标的成功注册，县外宣办主任漆勇认为：“商标的注册仅仅是为临洮县大力发展特色旅游和文化产业开了一个好头，今后还要加强宣传推介，通过商标推介活动，举办特色文化旅游节，来大力宣传‘貂蝉’、‘貂蝉故里’品牌，吸引知名大企业、大团体应用这两个商标，发展品牌旅游。”
对于此次商标的获得，马文斌认为还只是市场经济的一次“试水”。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商标注册成功获得的收益，将会远远大于商标申请所花的费用。
他告诉记者，此次申请总体费用也就十万多元左右，但注册了商标之后，仅商标本身的使用权、专用权，就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谁要用我的商标，就得交钱啊，使用权的转让和专用权的授予，都是会产生经济效益的。”马文斌指出，只要把品牌做好，深度挖掘出商标的商业价值，在使用权转让、专用权授予等商业开发的基础上，以质押融资方式，积极争取金融机构和民间资金共同开发商标品牌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就能大力推动全县特色旅游产业发展。
目前，临洮已完成了《貂蝉湖旅游度假中心》的规划设计，此后将有貂蝉湖度假村以及貂蝉文化广场（塑貂蝉像）等一系列项目上马，总共投资约在五六亿左右。
尽管这笔投资数目不小，但马文斌认为，其中大部分将会通过商业融资和商标权置换来获得，而未来的经济收益，将远非投入可比。在貂崖沟，他拿着一块血红的胭脂石说，眼下山上还随处可见这种石头，等貂蝉的品牌影响力做大了，作为貂蝉故里的特殊旅游产品，到时候这种石头，可能就只能在商品的陈列架上看到了。
更加长远的设想是，将貂蝉文化与临洮特有的马家窑文化、李氏文化、老子文化、长城文化等文化品牌结合起来，使临洮文化和旅游经济的结合更紧密、更深透。
马文斌告诉记者，经专家考证，今临洮农校所在地，是当年董卓府的所在地，而今天临洮师范东操场则是董卓的兵器库，过去的大寺则是董卓办公的地方。“显然早在三国时期，这里就是各方政治势力相互争斗的地方，而依托貂蝉的品牌建设，未来带动三国文化的旅游也不是不可行的。”
“热闹”之后的貂蝉陵园
与临洮发展旅游事业的雄心勃勃不同，此次甘肃、陕西、山西三省争夺“貂蝉故里”过程中，最不显山露水的山西忻州，实际上已经落败。作为“故里经济”的先行者，忻州早在15年前就已建了貂蝉陵园。
忻州城北城门前，有一块巨大“书碑”，上刻“三国貂蝉芳容闭月传千古”的字样。
木耳村，元代《锦云堂连环计》中，貂蝉自称的故里。5月8日，本报记者来到距忻州城十多公里的木耳村，直到走到村东头，才发现一块竖在煤堆旁边的“貂蝉故里”石坊。
住在牌坊附近的村民王女士称，牌坊十多年前就建好了，开始时每天还能来二三百人，后来就来得很少了。顺着她的指点，本报记者又走了大约一公里，才看到一围红墙，上着锁的大门上写着“貂蝉陵园”4字。几个正在门口往农用车上搬木料的村民说，这两天下雨，没什么人来，所以陵园基本上都是关着门。
找人打开门，走进陵园，只见园内左手的一排“彩像陈列馆”关着门，连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透过门缝，还能看到塑像立于屋内的角落，来到园中的一座假山，假山前塑着两位美女，虽然窈窕可人，但却没有注明哪一位才是貂蝉。绕过假山，是一座圆拱门，正中的一条碎石小道直通“貂蝉墓”。从碑记上看，这个陵园是1993年10月立的，距今已有18年了，眼下墓碑已有缺损。在墓碑附近的空地上，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了鸡毛，而另一处，一排鸡笼放在雨地里，已经生锈。
一位木耳村的村民仍然清晰记得貂蝉故里刚刚落成时，彩旗飘扬，又是领导来剪彩，又是四方人士来捧场，鲜花掌声，一片欢腾，可是事情一过，就又“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了”。
貂蝉故里南5公里左右的韩岩村，埋葬着元好问和曾祖、祖父乃至长孙等人，其墓地中的野史亭，是元好问撰写金史的地方，可是，这一名副其实的名人故里，如今也是杂草丛生、断壁残垣，甚至园区里围起栅栏，还养着羊。
管理员李双有指着野史亭说，原来的野史亭早已毁掉了，现有的亭是民国时阎锡山出钱重建的。几十年来，即使是开园时，亭子也再没有修过。走进亭子，里面空无一物，墙面上的碑刻，大都已漫漶不清，据同行的当地居民宿从容讲，小时候曾和同学们到这里玩，因没人管，大家就用笔在碑上画着玩，年月久了，就成了这种模样。
在野史亭后，还有一排平房，房里蛛网四结，只摆放着一些关于元好问的展示牌，在其中一个房间，记者发现了“貂蝉故里景区规划设计图”和“元好问故里景区规划设计图”两块落满灰尘的展牌。
更多的故里之争
“貂蝉故里”之争只是国内“故里之争”的一个小小缩影。
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查询系统中，只要输入“故里”一词，便可以查到百余个用故里做商标的名人，这里面有老子、孟子，也有袁崇焕、哪吒，甚至包括貂蝉在内的四大美女，均已被抢注一空。
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等在商标注册大门之外的、还在酝酿期的“名人故里”，不知又有几多？在名人故里争得“白热化”的时候，许许多多原本不太知名甚至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名人”也居然“复出”。如商代的公刘，成为了彬县旅游的“注意力人物”，《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成了阳谷的招牌哥，就连孙悟空这一文学中的神话人物就居然有了两个故里；再如三国时蜀国的大将赵云，河北省临城和正定的争夺，2010年临城便决定了以赵云墓为中心，建设诸如赵云故里牌坊、碑亭、塑像、家庙、洗马(饮马)池等一系列赵云文化主题公园的项目，其总投资达7000万元以上。而襄樊（已更名襄阳）为拿下诸葛亮故里所打造的“三国文化旅游区”竟投资超过6亿元，同样要将诸葛亮争夺到手的南阳，则计划投资9亿元来建设“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
2010年8月，电视上播放了湖北安陆的城市宣传片，称安陆为“李白故里 银杏之乡”。对此，已经注册“李白故里”商标的四川江油，立即站出来指责安陆县李白故里称谓不符合规定，结果造成了安陆县宣传片的停播。而江油也未停歇，干脆又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把几十类的“李白故里”商标揽在了怀中。
通常，在国家工商总局申请商标注册的公示期是两年。两年期间，谁都可以就公示的商标提出异议。而一旦持有了商标，显然就对所拥有的名人故里有了独家话语权。尚没有商标保护的，便只有你争我夺，有的在争夺中竟变了味儿。如前两年，因一部《魏蜀吴》的电视剧将诸葛亮“躬耕地”变成了襄阳，南阳当地居然有人当街砸电视机表示抗议；而为了争“刘备故里”，重庆市的奉节和四川彭山两县，竟动员当地老百姓去四处找寻刘备墓——这种极端化争夺，显然已超越了故里之争的范畴。
逐渐放大的故里效应
那么，为何全国各地纷纷争抢名人故里呢？陕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副教授左刚曾研究旅游产业多年，他认为，如果单以投资和收益来观照，故里之争的背后，应该是经济利益在驱动。可事实上，不论最终名人故里花落谁家，参与各方都增加了知名度，使自己的地名得到了张扬和彰显。“同样，一旦拥有某个名人的故里权，如果配套的投资是可行的，文化挖掘和保护是深入的，则也会在地方旅游收入中得到回报。”
左刚指出，陕西黄陵县在获得“黄帝故里”的称号后，旅游业年均递加27.2%，增长幅度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一倍还要多。而帝尧故里的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仅旅游的门票收入便由开发前的年收入7万元提高到现在的近千万元，甚至以西门庆故里为噱头来进行开发的黄山市徽州区，其2009年全年旅游总收入也达到了7.86亿元，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多。此外，江油市旅游总收入2003年时还仅为5亿元，在获得“李白故里”的商标品牌后，不到三年，就将全市的旅游总收入提升到了13.26亿元。
“正因如此，扩大在名人故里争夺战中的投入，提高自身作为名人故里的知名度，就成为很多地方政府乐此不疲的事。”左刚指出，由于名人故里的赚钱效应在逐年放大，因此许多地方都在其发展规划提纲中反映出非常的乐观。“如有个地方现在的旅游综合收入还不足4亿元，在其名人故里的规划中，未来三年居然会有四五倍的收入增长，这完全是藉名人故里来做的宏大展望，明显缺乏理性。”
要发展还靠精耕细作
李双有说，十多年来，元好问的野史亭管理一直采取的是自收自支的管理方法，门票开始时20元，后来随着游客捐赠的增多，50元收过，10元也收过，也就不印门票了。他说，每天来参观的人数多时有300多人，少时只有三五个人，一年的参观收入大概在一万元左右。十多年来，他先后部分整修了元好问祖茔的围墙，至今还欠着外面8000多元。
诸如此类，河南中牟于1993年投资1680万元建成的“官渡古战场”景区，开业时很是红火了一阵，不久就萧条了下去，一度曾有过年收入近4万元的记录，但随后就跌到一万多元，如今，这个景区的门票收入每天不足30元。“争故里，靠名人故里打旅游牌、经济牌没有错，错就错在盲目投资，没有经过认真考察调研，未经论证就大把花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淑珍指出，一个名人故里的品牌拿不拿得下来，不仅仅是靠钱，还得有经济头脑，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考量，精耕细作，否则“打了水漂不说，对地方经济的伤害也是不小的”。
赵淑珍指出，从近年来看，凡是名人故里的牌打得好的，一定是前期有规划，后期有管理，配套跟得上，遗存保护好的，这种情况，甚至于同争一个地方的名人故里，也不会发生两败俱伤，“说白了，名人故里就是一块吸铁石，而各地差异性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富铁矿，名人故里只要把人吸引得来，自身的富铁矿挖掘得深，都会受益。”“像湖北、陕西、山西、湖南四省五地争炎帝故里，不仅没在争夺中受到损伤，相反却在各自受益得到了迅速发展。”赵淑珍说。另外，“由于五地都非常重视对文化遗存的保护，以及景区管理、历史文化的精耕细作，株洲的‘炎帝陵祭典’便入选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州的‘炎帝神农故里谒祖祭典’在增补为第二批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同时，也申报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宝鸡的炎帝祭祀，也已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貂蝉故里之争的硝烟还未散尽，赵云故里、杨贵妃故里之争尚在继续。随着近年来经济的迅猛发展，争名人故里，显然已成各地发展地区特色旅游的不二法门，然而，比起争夺时的起劲，真正把故里经济牌做大做强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就在于大多更愿意搞远景规划，愿意吸引世人一时的眼球，却不愿脚踏实地地深耕细作、把文化与旅游的富矿挖深、掘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