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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珊将军纪念馆
邓宝珊将军纪念馆，位于榆林城东南3公里处，总占地面积约14200平方米，北瞰榆阳河，东临金刚寺，西连普惠酒厂。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将领邓宝珊在此处设立司令部，挖土窑三孔，取名“桃林山庄”。纪念馆延续旧址原貌，分三级台地，从上到下由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司令部警卫连及邓友梅墓三部分组成。纪念馆通过一系列历史文献展示了将军从少年从军、投身革命，到保护边区、团结抗战，再到和平解放的光辉一生，再现了邓宝珊将军与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情谊，集中体现了邓宝珊将军深明大义、追求真理的崇高品格和爱国忧民、光明磊落的精神风范，为追思先贤、启迪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凝聚民族复兴强大动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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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榆林 情系民族
抗日战争爆发后，榆林成为晋、陕、绥北线战场的轴心地带，对于阻挡日寇突破黄河天险，向西入侵陕西，进而逼近四川，向南威胁陕甘宁边区，起着至关重要的屏障作用。邓宝珊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第21军团军团长，辖第86师、新一军、第165师，于1937年10月17日率部进驻榆林，先住在八十六师师部的西花厅，后在八狮上巷设立了司令部。当时榆林的情况非常复杂，除了二十二军（原八十六师）地方部队，还有东北挺进军、察哈尔游击队、伊盟蒙旗各王公的部队，以及其他各种番号的杂牌队伍。邓宝珊将军非常重视与绥远伊克昭盟蒙古族上层及民众的关系，及时排解民族矛盾和纠纷，尽可能维护民族团结，粉碎了日伪势力制造民族分裂的阴谋，保证了北线各民族联合抗日的局面。这是他为抗战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是他能够始终主军榆林的一个重要原因。1937年七七事变后，内蒙古西部除了伊克昭盟、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以外，全部沦为日军的控制区。邓宝珊将军采取“以实力援助蒙旗，发动共同抗日，避免蒙汉冲突，不为敌人造机会”的基本方针安定蒙边。邓宝珊将军不仅在军事上争取民族团结，同时尽量团结流亡榆林的知识分子。他说：“这些人手无寸铁，在精神方面所表现的弥足珍贵。这种抗日精神是可佩的。广泛地发动绥远民众，参加抗战，还须绥远人士努力。现在虽有亡羊补牢之苦，可是这种艰苦的工作，却非积极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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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往北平，当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西苑举行阅兵式，邀请傅作义、邓宝珊参加，图为阅兵前毛主席与邓宝珊亲切交谈的情景。
邓宝珊将军驻榆期间，以团结抗战大局为重，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顶住国民党的巨大压力，抵制了三次反共高潮。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在邓宝珊的影响下，始终与陕甘宁边区保持相互信任和密切配合，维护了稳定和友好的关系，为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蒋介石曾三令五申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物资，但邓总部和二十二军对陕甘宁边区往来人员给予方便，不仅货运无阻，还尽量利用私人关系，从蒋管区转购一些陕甘宁边区急需的短缺物资。
▲抗战时期，邓宝珊有三次延安之行，这是他第二次到延安时，八路军列队欢迎的情景。
另外，被后人传为佳话的“三访延安”更能生动地体现邓宝珊将军与中共的真挚友谊。榆林上任伊始，邓宝珊在绥德设立了办事处，任命开明绅士刘绍庭为办事处主任，负责与延安方面的联络工作。驻榆期间，邓宝珊曾三次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会面并商谈与陕甘宁边区合作抗战问题。第一次访问延安是在1939年4月，邓宝珊赴武功参加胡宗南召集的军事会议，经过延安时与毛主席会面并作长谈，对邓后半生所选择的方向起了促进作用。第二次访问延安是在1943年6月，邓宝珊奉国民党中央电召去重庆开会，蒋介石指定他绕道宁夏赴渝，不必途经延安。邓宝珊对此极为反感，他说：“不指定路线便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毛泽东对邓宝珊不惧高压，仍然取道延安的做法给予高度赞赏，指示边区政府沿途为邓宝珊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并在杨家岭中共中央礼堂为邓宝珊接风洗尘，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续范亭等十几位党内外知名人士作陪，抗战中，中共中央在延安如此隆重礼迎一名党外友人，实为罕见。此次延安之行，更加坚定了邓宝珊团结抗日、争取民主建国的决心。第三次访问延安是在1943年11月中旬，邓宝珊回榆时再度访问延安，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的展览，并和续范亭两人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会上，邓宝珊说：“我是大家的朋友!”
由此，邓宝珊将军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建立了持久的革命情谊，保障了西北大片国土的安全，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毛主席于1944年12月致邓先生的信中对其做了高度评价：“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王震老将军曾评价邓宝珊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1944年12月22日毛泽东写给邓宝珊的信
